[摘要] 12月12日，中国就城镇化举行最高级别全国性专题会议——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，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史上第一个“会中会”。
● 一核心：以人为中心
● 两内容：人口城镇化+城市生态化
● 三核心：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财税体制改革
● 三试点： 天津、大连、张家口
12月12日，中国就城镇化举行级别性专题会议——城镇化工作会议，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史上个“会中会”。
有分析认为，“会中会”的举行意味着，凸显201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两大主题，即除了全面部署明年的经济改革外，更将为中国走怎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，最终定调并拍板。
2014年也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开局年。分析认为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进行部署与规划，将对中国未来几十年产生深远影响。
巨大市场在哪
除了国家发改委外，世界银行被李克强邀请为中国城镇化制定研究方案，这是中国罕见的邀请国际组织参与国内建设规划。
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，“去年，我到欧盟，很多人都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，对各国都是个巨大的市场。由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机会、消费机会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。”
巨大市场在哪里？在于人们要改变自己的消费兴趣。有分析人士就表示，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会刺激国内的消费、投资需求，也会刺激国际企业投资中国的市场，比如智慧城市、低碳城市、环保城市，这些是国际企业非常青睐的项目。
据悉，中国的城镇化率2012年名义达到52.6%，有7.1亿人迈入城镇化进程，政府希望这些城镇人口真正地转化为城市人口，带动巨大市场、消费潜力，拉动经济增长。
什么是新型城镇化
李铁表示，新型城镇化过程包括两层意思，一是人口城镇化，二是城市生态化。人口城镇化，即从数量型扩张到质量型增长的转变。同时，中国在2万个城市中要选择走新型的、可持续发展的、绿色低碳、生态的发展道路。
分析认为，城镇化真正意义，在于解决农民的问题，如果占人口65%以上的农民，普遍有一种被剥夺感，中国发展将难以进行。
学界认为，1992年以后大规模“伪城镇化”剥夺了农民的土地，土地的增值，大多归地方政府、房地产开发商所有。
“伪城市化”主要问题是，表面上城镇化率高，而实际上人们并未享受城市人口权利——也得到了李铁的强调：“中国城镇化12年来，尽管城镇化率2012年底达到了52.6%，但是城镇常住人口中还有2亿多人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基本福利，改革就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、居民服务制度改革，使得这2亿多人口能在城镇化进程中去享受城镇化红利。”
3亿城市人
正如上海自贸区等实验基地，中国新型城镇化也将从试点试验。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根据国家发改委表态统计发现，天津、大连、张家口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元年的试点城市，同时，国家发改委将世界银行也纳入整个新领军城市的试点合作计划。
按照相关规划，到2030年，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70%，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75%，届时，将新增3.1亿城市居民。
联合国]副秘书长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·克拉克说，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，中国只用了6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城镇化率从10%到50%过程，“同样的转变，在欧洲用了150年，在拉丁美洲则用了210年。”
十八届三中全会的《决定》提出，“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”。12月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，明确提出“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，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”。
中央不拨款？
比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财税体制改革，更紧迫、更现实、更广受争议的问题是，让农民享受城市生活，钱从哪来？
有媒体就曾报道称，中央将不会为城镇化拨款，而是通过权力下放，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。
李铁表示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”。“不像以前中央拨款给地方投资，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减少审批项目，所以这种投资肯定没有。”不过李铁补充道，“如果有，也是针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教育经费问题。”
李铁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，“未来的改革，将包括投资的多元化，要带动国家投资、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，由市场化需求判定谁来投资。”
李铁表示，“未必是国家埋单，有可能是各类企业的民间主体来埋单，当然，他们的埋单必然是根据市场需求判定的。”
税费增速超GDP？
然而，经济学规律显示，即使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国家，城镇化也必须以政府的大额支出为基础，因此政府不拨款几乎不可能实现——不是中央就是地方，这将导致税费大幅上升。
针对举世瞩目的中国城镇化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·罗思义有两大判断：，城镇化意味着，中国“大政府支出”时代才刚开始。第二，政府支出终究源于税收，就意味着——未来十年中国税费将大幅增加，平均税率增速将会快于GDP增速。
实时数据显示，民用支出占美国州政府GDP的比重，从1947年的12.3%升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30.4%。美国政府支出占美国经济比重增加，和中国一样，也是由城镇化推进和经济发展—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社会保障网的支出所拉动的。
中国也必将经历美国这一税费大涨历程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“财税改革”背后的深刻趋势，正是“中国未来的平均税率增速，将会远快于GDP增速。”约翰·罗思义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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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经济观察报》报道，由国家发改委牵头，国土部、住建部等13个部委参与编制的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》，目前正在做最后修改。《规划》拟提出，城镇化建设中要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方式，企业将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，政府则主要负责城市建设的管理创新。
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道路，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、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。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，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、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，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。两次会议明确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和改革要求，这是制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基础，也是我们认识和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依据。
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普遍早于中国，这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教训。经验方面，多数西方国家的城镇化都是一个自然生发和市场资源集聚的过程，政府将传统的农村居民点纳入城镇型小区建制，为各类居民点提供同等标准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有助于防止人口过度流动和乡村空心化；教训方面，主要是过度城市化、公共服务供给短缺、就业不足等问题，有可能导致城市出现畸形发展、贫富差距大、交通拥堵、污染严重等现象。
近年来，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，但各地城镇化也暴露出不少问题。比如，有些地方热衷于“土地城镇化”而非“人的城镇化”，强征强拆侵害农民和市民的利益；再比如，缺乏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，重开发建设轻规划管理，重经济利益轻公共服务，建设项目华而不实、大而不当等。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，一方面是缘于城镇化由地方政府强力主导，在某些地方甚至变成了“市长的城镇化”；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，且怀有以城镇化建设打造政绩工程、形象工程的现实动机。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，应尊重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，让市场在城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。
新型城镇化在惠及亿万农民的前提下，要着力发展多层次、广覆盖的现代服务业，推动城乡消费观念更新和消费结构升级。城乡个私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、民营企业，能够在现代服务业中抢占商机，把这一块市场做大做活。此外，农民和普通市民个人谋求自主就业创业，或者以城镇社区和现有农村供销合作社、专业合作社、资金互助社等为依托，发展自助型、互助型社会经济组织，构建城镇居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基层自治平台，将是新型城镇化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市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良机。
股份制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也大有可为。一方面，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要求，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成为产权清晰的股份制企业，使农民转为市民的同时成为股民，享受市民待遇的同时分享企业红利。另一方面，一些有实力的股份制企业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承担重点项目，有利于以机制的约束和专业化的规范管理，保证项目开发建设的质量和效益。
作为多元市场资源的重要部分，中央企业及大型国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也当可发挥更多作用。一些有土地经营开发资质的央企单位，积累了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，在资金、团队、管理、专业技术和社会信誉上具有综合优势。无论是从协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的角度，还是从提高国有资源的产出效能、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，央企都可以通过合适渠道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，为城镇建造一批拿得出手、具有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，以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层次和水平。近几年，一些地方政府主动与央企合作，借助央企在开发建设上的优势，精心筹措，兴利除弊，联手打造城镇化建设“升级版”，其成效值得期待。
当然，央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，目的不是为了要赚多少钱，因此不应涉足竞争程度高、盈利预期高的领域，而更应看重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公益价值，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。具体来说，可通过建设高速公路、轨道交通、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、图书馆、体育场等，带动居民就业创业，拉动市场消费，完善公共服务，强化环境保护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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